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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天道而言，两家虽表述略有不同，但不具根本性分歧，其主旨都是要实现人道达于天道，即天人合一。

(19)杨简认为杨朱学说虽然从理论论证上合乎情理，但由于明显受到老子小国寡民理论的影响，把自身理论视野仅仅限于一狭小区域之内，民少而又至死不相往来，这在儒家看来与为一己之我无本质上的区别，与儒家所设想的小康大同所涵盖的范围，以及所追求境界等方面有着根本区分。在孟子看来，杨朱学说的偏颇之处在于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。

(17)(19)张寿镛辑：《四明丛书》(第十一册)，《慈湖遗书》，扬州：广陵书社，2006年版，第6804页，第6804页。再次，在社会极度黑暗之时，生命个体感到绝望之际，往往会出现末世式过度享乐、纵欲，其实这种思想倾向反而走向了杨朱学说贵己、全生思想真髓的反面，变成了对生命个体的唾弃，杨朱后学之流使得这种思想倾向显题化，更是加快了杨朱学派的衰亡。另一则有关杨朱向老子学道的材料出现在《庄子·寓言》篇。庄子以老子为引介把杨朱归结为老子弟子，说明杨朱思想有着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，但在庄子评述中，杨朱与墨子学派并举，说明杨朱虽受老子思想影响较大，但却独树一帜。(12)《孟子·滕尽心上》。

荀子生活于战国后期，他的理论学说集众家之所长，提出了更为务实、可行的治国主张，荀子指出治国目的在于：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，以化其上(24)。笔者认为孟子与朱熹看到了杨朱学说的一个路向，但没有注意到杨朱学说虽不愿奉一毛于天下，但也不愿取其他个体之一毛，且即使把天下奉于一人亦是不取。(30)关于此，可参看钱穆对《述而》吾无隐乎尔章的解释，见《论语新解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73页。

⑨不能说仁是道，孝弟只是情。发生在新儒家内部的这一争论恰似七百多年前的朱陆之辨，至今犹有回响，思考儒学之未来，不能不予以深思。他说孔子之学近于三王异统而非摆落汉唐的单线道统，正是明证。论学术传统，当通其先后而论之。

这一点，在他与现代新儒家徐复观的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逆而推之，他所理解的孔子心学也自然没有本体之心的意义。

近代中国学人之以孔子为哲学家也恰恰是忽略了《春秋》。(50)(53)(56)(57)钱穆：《论语新解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00、33、61、55～56页。而学者每喜读《孟子》书，时若有逾于《论语》。孔子所答，主要不外重民生，兴礼乐，乃所谓‘富之‘教之。

④人格完成之道就是人道，而必本于心地修养。读者必当知此意，乃可与语夫‘好古敏求之旨。而这一点早在1924年的《论语要略》中已定型，其中言：人生不能不多人相处。礼，兼指一切政治制度，社会风俗，人心之内在，以及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表，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共守者。

首先，如上所论，他追溯学脉的方式反驳理学道统论，便使得历史文化的整体回到了学术的视野之内，去除了门户之见。此路径之缺陷诚然有之，但其贡献亦不可抹杀。

三、《春秋》与《论语》 钱穆在《论语新解》序言中，自言作此书肇始于1952年春。此心之忍而不顾，可以破坏人群一切相处之常道。

于是，他在对紧接着第二章本立而道生的解释中直接将此命题揭领出来：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。子曰：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舞。公羊学之通三统、以《春秋》当新王、疾始灭等诸说(65)皆可在《论语》中寻找到踪影，自有他们的来历，并非由汉儒凭空所捏造。对此，他屡有述及，如：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，故孟子曰：仁也者，人也。与写作《论语新解》约略同时的《孔学与经史之学》一文很可能正是《孔子与春秋》一文的前身，其中明确称孔子之学为关注人文社会整体的人文学，他说：孔子之所为学，以今语述之，固不妨称之曰‘史学。自其外部言之，则人与人相处所公行之大道曰‘仁道。

盖人道非一圣之所建，乃历数千载众圣之所成。既然《春秋》是孔子的著作，非常可靠，那么理解《论语》自然不能脱离《春秋》。

(11)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48页。但在《论语新解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他对儒学之理解深受阳明学的影响，其最大表现即是对情的重视，以情言心。

(88)余英时：《犹记风吹水上麟：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，台北：三民书局，1991年，第48页。正如他说仁与心、行均相关一样。

宋明儒以师道自任，但钱穆解释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时则强调：心得亦非凭空自创，乃从旧闻中开悟新知，使内外新旧融会成一，如是始可谓之学。据此，钱穆也同时区分了孟子之学与孔子之学。孔子平日所告语其门弟子者，决不于此等历史实迹绝口不道，然《论语》记者则于此等实迹皆略而不详。而钱穆受清儒影响又一大端则为以学统反思宋儒之道统论。

(72)他批评仅仅以仁来理解孔子的作法，因为忽视礼制就忽视了政治与历史的面相。(39) 在钱穆看来，宋儒以此章为曾子道统心传之表现的观点决非正解，而清儒如阮元以行事解贯(40)亦属错误，因为忠恕与心、行均相关。

其中体现出了钱穆以《春秋》理解《论语》之痕迹，即《春秋》重行事，轻视空言思辨。(18)钱穆：《四书释义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44页。

(51)不过，钱穆后来在《双溪独语》中又改而遵从朱熹胜私去欲之说，个中曲折当另文详述。(43)程朱与孔孟之间，在思想上断不能说全属一致，绝无歧异。

齐桓之不失正，则为管仲之功。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大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，其《论语》学卓然自成一家。(45)此正是批评宋儒偏重心性内圣而轻视外王。或解作为，所指太泛，世之不知而作者多矣，不当用‘盖有二字。

区分孟子与孔子，是对孔门之学脉的梳理，他进一步认为，孟子重上达，而荀子重下学。(16)尤其是道由情来之说难免会让人想到《郭店竹简·性自命出》中的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一语。

此为钱穆所理解的孔子之心学的重要内容。综上，钱穆以情言仁，以情言心，特重人群相处之道，而非天道天理。

……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。善可先褒，恶不预诋，故孔子终于人无毁也。